一、求真
所谓求真，无关写作内容的真实性，我要强调的无非两个方面：第一便是本土文学的回归与重审；第二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首先说本土文学，这是从写作的客体而言。“我这里所指的‘本土’不是一种物质存在，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，它是植根于母语的一种血缘意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觉醒。” 周伦佑提出，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，现在提出“走向本土”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，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。这一点，无论是汪曾祺的《受戒》还是冯骥才的《神鞭》都验证了这一原则，他们创作的原材料都直接来自于自己感受最深的本土文化。五四以来，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内，我们习惯了将目光放在海外，对西洋（或是东洋）文化从顶礼膜拜到拿来主义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关注的焦点始终还是在国门之外。也学有人会以近年来得到国学热作为反驳，殊不知真正使我们国学热起来的，也还是那些个洋人，我们因为得了别人的喜爱，所以开始重视发展所谓国学，所谓本土文化，不过是以产业（商业）的形式。然而此处说的本土文化的求真，并不在于求得本土文化的真实性，还原其原貌，而是对本土文学的再创造，那是“祖宗的东西再好，该割的时候就得割。‘鞭’剪了，‘神’却留着。这便是，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。” 而说到这儿，就说到“求真”的第二个含义，从创作本体——作家而言。
文学的求真，无论是古代、近代还是当代，都应当以执笔者的灵魂而言，借用佛家的一句话，所谓“心纯则真”。从五四以来，大多数的作家都天然背负了一种使命，这种使命有的是自找的，有的是外界给的，文学要不要摆渡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，因为根本就无解（然而悲剧的是几乎每堂文学理论课都要而且是首先讨论这个问题），而重要的是，在这种使命下，一个作家能不能，想不想坚持住自己内心最纯粹，最原始的想法，而不为这些繁芜所左右。读《受戒》，我没有明显感觉到作者要灌输出来的究竟是种什么东西，但我却感到了作者一种很纯粹的心意，读者其实并不懒于去体会，如果作者放入了自己的真性情，那么读者就必能感受得到。
二、寻美——人性的至纯至性。
所谓寻美，指的则是作品中应当体现出人的本性的美。读《受戒》一刹那间有一种读沈从文《边城》的错觉，一半可能是因为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师徒关系，使得汪曾祺不自觉地习得了他老师的一种风格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《受戒》虽然看似是对现实生活的脱离，实则写的却是至情至性的人性。荸荠庵里的和尚并没有什么清规，而小镇上的人们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，“《受戒》中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和谐的、安于生活、享受生活的情趣，无疑是被压抑的人们心灵休憩的港湾” 。汪曾祺曾说过：“我写《受戒》，主要是想说明人是不受压抑的，反而应当发觉人身上的美，诗意的东西，肯定人的价值。”
无可否认，我们现代写作的路子看起来很宽，我们可以写蜗居、写蚁族、写民工、甚至写穿越••••••然而我们却似乎始终局域在故事和新闻之间，缺乏了一种更深层的东西，而这种更深层的东西就是人性。2003年一位叫做卡勒德•胡塞尼的阿富汗作家出版了一本名叫《追风筝的人》的小说，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排行榜《纽约时报》排行榜、《出版商周刊》排行榜长达80余周，声势超过红透全世界的丹•布朗的《达•芬奇密码》 ，书中极力想要表现的主题：爱，恐惧，愧疚和赎罪，每一个都直抵人性的最深处，我读这本书感触最深的不是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，而是阿米尔人性复苏的历程以及哈桑的那种至纯至善。凡事关于人性的写作才应该是上层的写作，无论是关于人性不叫修饰的白描（《受戒》则侧重于这一点），还是浓墨重彩的揭露（《追》是也），这都是这里所谓的“美”，这种美并不是要引起读者某种美得享受，相反，他往往更偏重与让人觉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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